3月16日上午，由苏州科技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管理学院主办、翰墨历史协会承办的讲座于苏州科技大学石湖校区教一楼213室举行，主题为“信息沟通视角下宋代政治史研究之回顾与思考”。本次讲座由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曹家齐教授主讲，苏州科技大学历史学系周扬波教授主持，社会发展与公共管理学院党委副书记兼副院长张笑川教授，历史学系许美祺、许哲娜、袁晶靖老师，及院内外三十余名本硕学生参与。

曹家齐教授从宋代史料讲起。一切遗留的文字、图像、遗物都可以作为史料，而史料中反映的人物绝大多数都是帝王将相、官僚士大夫，即多数为政治人物。从这个意义上说，研究中国古代史，政治史一定是一个难以回避的研究方向。因此要提出一个问题，该如何研究政治史，处理这些史料。作为一个历史学研究者面对史料，如同盲人摸象，难以全面观察，都是有立场、有目的，而且是有选择性的表达。近年在中国古代政治史领域一个比较有牵动力的学术前沿议题是信息沟通视角下的中国古代政治研究。2020年6月20日北京大学举行工作坊：从历史到现今——信息沟通与国家秩序，邓小南老师主持，参与者有台湾大学方振华、北京大学赵世瑜、北京大学张静。随后该工作坊进行第二期、第三期活动，涉及刘后滨，李伯重、茅海建、魏希德等国内外知名学者。而信息沟通研究在宋史领域影响最大。近年成果众多，2008年至今有十余部专著、论文集出版。

接下来曹家齐教授讲述信息沟通问题成为学术前沿的历史与现实因素。“信息”并非一个现代产生的词语，宋代文献中就已经出现，如“兰州信息不通，已几旬日，可速以重赏募人间路前去问达，及日逐具事宜以闻。”（《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四二，元丰七年正月辛亥）。浏览《全唐文》，抑或现存唐人文集，大量书信显列其目。再将眼光后移至十到十三世纪，特别是两宋政权统治之时空之内，此现象更令人叹为观止。不仅《全宋文》《全宋文补篇》当中，有约20000份书信，占了《全宋文》总数的九分之一，一些宋人别集内书信数量亦是多得惊人。据估计，宋代现存的信件总数在2万至2.5万封之间。相比之下，整个唐朝时期只有不到1000封信件存世。同样，辽、金时期的信件只有寥寥数百封存世。而12世纪西欧现存的书信也只有几千封。（参见魏希德：《宋帝国的危机与维系：信息、领土与人际网络》，刘云军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21年）据统计，朱熹就留有书札（包括残篇、断句）多达2580余通，别人致朱熹书札亦有370余通。（顾宏义《宋人书信传递方式与用时———以朱熹与师友门人往来书札为例》，《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巨量的文献和频繁的书信往来，不禁令人感觉宋代历史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一个空前的信息增量时代。

而现实因素。首先在于今日与宋代，都是信息量快速增长的时代。其次是宏观政治学与微观政治学研究路径的转变。受微观政治学影响，转向具体历史的政治细节，研究政治的过程。于是便会关注政令怎么出台，皇帝怎么样和大臣形成决议，又怎么样形成文书往下一步步颁发。这种理念促进了信息沟通的研究。当然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是新政治史。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新政治史在欧美开始流行，传到国内，学者普遍接受应用，则是近20多年的事情。传统政治史研究大人物，但是新政治史研究小人物、人物群体，而且注重研究群体和整体之间的关系。传统政治史研究大事件，但是新政治史研究小事，而且注重小事与小事之间的关联，其中就包含文书传递、信息交流。它不仅是要研究制度的影响，更多探讨制度怎么形成、事实上怎么运作，即活的制度史。

随后，是信息沟通视野下宋代政治史的议题。国家行政体制实际分三部分，机构设置，权力分配，与具体政务运作，且成文的制度与具体政务运作往往不同。信息沟通为了解具体政务运作提供一个良好的视角，从这样一个视角来思考，可以想到诸多问题，如皇帝与朝臣的信息博弈、内廷与外朝的信息沟通、中央与地方的信息沟通、信息沟通与决策机制、日常行政秩序、流言的传播与控制等。故信息沟通是我们认识和理解整个宋代历史的重要视角和维度。曹家齐教授以皇帝与朝臣的信息博弈和宋朝皇帝的信息渠道举例，展现出皇帝丰富的信息渠道。曹老师又提及信息沟通视角下的宋代政治与军事问题。讲述了宋神宗金字牌递制度、岳飞战功及“一日奉十二金字牌”而班师、宋朝对边地之经略几个问题。从信息传递视角探讨神宗时期君主专制的加强，岳飞的军功与班师，和中央、边地的互动。

总结部分。曹家齐教授提出三个问题：为何愈觉很多议题没意思，很多项目选题“为赋新词强说愁”？为何不断有人认为史学出现危机？为何我们不断对既有研究产生困惑？渴望不断创新、不断寻求新的增长点？这种感觉和认识在今天越来越成为常态，其根本原因是信息量的不断增大。任何学术议题意义都是在一定的信息量前提下呈现的；当信息量增大，一些议题便会失去原有的意义，一些既定的结论也会不再成立。无论怎样，不断揭举新议题、寻求新视角，应是历史研究较为切实的路径。在信息量空前突增的形势下，学者产生困惑并探求更具意义的新议题，是必然结果，是新常态。比如当下最受关注的“数字人文”问题。然后，曹家齐教授转而讨论“信息”。信息是消息、情报、知识、情况的总和。人类社会的演进过程，就是一个信息逐渐增量的过程。每一次社会变革，都表现为信息的大幅度增量。每次大的信息增量，也都带来诸多政治与社会变化。人类社会生活的复杂化是信息量增加的基本前提。而宋代信息增量的社会条件，外部是多政权之间的冲突与交往与空前密度的对外贸易，内部是社会结构变化导致的激烈竞争。经济的发展，使社会积累的信息量增加，促使社会分工细化，社会信息需求量增大；科举繁盛与社会人员流动频繁对信息量需求增大，制造出更大量的信息。同时信息的空前增量对宋代社会道德规范、价值观念、社会关系、社会习俗等产生冲击，并对国家和社会的治理与控制提出新的挑战。儒家提出要灭人欲，为何是在宋朝？曹家齐教授认为这是在社会变迁、信息量增加下的宋儒焦虑。

提问和互动环节

在提问与答疑互动环节，曹家齐老师就“如何避免新材料研究与旧理论同质化”等老师和同学们提出的问题作出解答。曹家齐老师的回答结束后，同学们纷纷表示获益匪浅，讲座在大家热烈的掌声中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