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0月8日下午，由苏州科技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管理学院主办、翰墨历史协会承办的历史学系建系40周年系列讲座第一讲于线下举办，主题为“生命史学如何可能——从医疗史出发的思考”。本次讲座由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余新忠教授主讲，苏州科技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管理学院张笑川教授主持，我院院长王本立，历史学系王雨濛、顾少华，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陈思言等老师及院内外七十余名本硕学生参与讲座。

讲座伊始，余新忠教授回忆了自己在苏州铁道师范学院求学、工作的愉快经历，表达了他对苏州科技大学历史学系的深厚感情。他指出近年来自己做的中医史研究更多地引入了知识史研究的方法。知识史是20世纪以来西方学术界兴起的新研究领域，主要有两个路径来源，第一个是知识社会学，它告诉我们知识本身需要批判和反省；第二个是科学史的研究，该研究指出“科学”这一话语体系存在着话语霸权和文化权力，需要打破。相较于现代医学或者说西医，中医所面临的问题更为复杂而严重，从知识史角度来探究中医，更显必要。与此同时，从更高的理念上来讲，医学是关乎生命的，生命对于每个人都非常重要，却容易被人忽视。在他看来，“生命史学”这一史学概念提出的意义在于，医疗史研究是直接关注到生命的。

接下来余新忠教授重点阐释了“生命史学”这一概念提出的背景。首先，“生命史学”的提出，是国内外史学发展的逻辑结果。19世纪以后，西方的史学研究出现明显的社会科学化趋势，引入了计量、结构主义等方法，这导致了历史学作为人文学科的旨趣和特点逐渐衰落，“人”的缺失成为19—20世纪史学发展的重要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如何通过对人本身的关注来更好地展现历史学的作用成为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此外，“生命史学”的提出，也是余新忠教授对个人学术路径省思的结果。在完成博士论文《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后，余新忠教授将“关注生命”列在其所撰写的综述文章《关注生命——海峡两岸兴起疾病医疗社会史研究》的标题中，但是其内心仍然缺乏理论自觉，其关注的更多的是社会而非“生命”。从那以后，余新忠教授开始自我反思，并将自己的疾病医疗研究同20世纪七八十年代史学领域出现的语言转向、文化转向结合起来，确定了自己的医疗史研究将由社会转向生命。最终，他将多年的思考梳理成文后发表在《人民日报》上，正式提出了“生命史学”这一概念。

在此基础之上，余新忠教授进一步阐述了“生命史学”这一概念的具体内涵。他表示，“生命史学”的旨趣在于回归生命，聚焦健康，在历史叙事中呈现多元的具象的个体生命。“生命史学”虽然是从医疗史出发的思考，但这一史学概念可以涵盖更广的范围，医疗史是其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首先应该关注和研究的一个内容。这样的倡导，无论对目前的历史研究还是社会建设，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此外，国内其它史学流派的思考在某种程度上也和“生命史学”的理念有共通之处。例如华南学派的代表学者刘志伟教授在《在历史中寻找中国：关于区域史研究认识论的对话》一书中曾谈到，华南学派研究旨趣的一个落脚点在于将历史研究从“国家”的历史转化为“人”的历史。其“回到历史现场”的倡导也与自己“进入历史情境”的倡导不谋而合。南开大学王利华教授所做的生态环境史的旨趣也和“生命史学”的内涵相近。余新忠教授表示，“生命史学”可能不是历史研究的全部，但永远是历史研究中的重要部分。

随后，余新忠教授通过三个生命史的个案研究给我们展示了“生命史”研究的范例。第一个个案是关于盛清时期扬州“名医”李炳的研究。现存史料描述李炳比较喜欢给穷人看病，而不喜欢给富人看病，既往研究据此称赞李炳医德高尚，具有人道主义精神。余新忠教授对这种违反生活常理的描述感到疑惑，他随即将关注点放到描述李炳史料的具体语境上。他发现这些信息出自焦循为李炳撰写的《名医李君墓志铭》，墓志铭的主要功能是要表彰传主，所谓偏好为穷人看病的说法，是焦循为李炳一生贫困潦倒所作的辩解。此外，他通过进一步研究发现，李炳并不是真的只愿意给贫穷人看病，不愿意给富人看病。在他的医案里，有很多治疗富人权贵疾病的案例。余新忠教授指出，要理解这样的文本，我们应该回归具体的历史情境。李炳具有强烈的自主意识，是个固执的性情中人，用药比较猛。一般富人略懂点医学知识，李炳用药重，自然会引起富人的顾忌，但对于穷人而言，能有医生为自己治病，已是一件幸事，自然也比较乐意接受李炳。另外，当时医生的社会地位较低，李炳又没有功名，那些显贵肯定瞧不上他，而李炳自尊心又强，以他这样的性格，他很可能宁愿少要钱给穷人看病，也不愿多要钱而给那些瞧不起自己的富人看病。

第二个个案是关于近代天津地区的名医和社会活动家丁国瑞的生命历程和精神世界的研究。丁国瑞不仅积极研究中医，谋求中医的发展，还关注时事，常在报纸上发表白话文，以期开通民智，改革旧俗。从倡导使用白话文、创办近代报刊、组织医药研究会和学习西方医学知识等行为来看，他颇为新潮，可视为当时的进步人士。不过，他更多从中国传统的逻辑和理念出发，臧否西医和时事，他对中西的疗效和科学性坚信不移，其“中西医汇通”的目的是“以新守旧，以中化西”。丁国瑞的矛盾形象可以使我们更深入地理解其“中西医汇通”思想的本质目的。此外，余新忠教授认为，探究丁国瑞作为医者的生命，也给我们认识中医知识演进带来了三点重要的历史启示：第一，宜历史地且更具包容性地理解“汇通”概念；第二，应立足疗效寻求中医理论的突破；第三，要清醒地认识到中医作为科学的本质属性，而不能过多地强调中医的文化性，如果让中医的科学性湮没在文化性之中，中医未来的发展，将前景堪忧。

第三个个案是关于浙西昌化的法云和尚的研究。昌化当地流传着诸多法云在京城与达官显贵交游的传说，这让余新忠教授产生了诸多疑惑。例如，一位出家在末邑小县昌化的和尚如何跑到了都城北京？又是如何因缘际会在北京立足并与翁同龢等高官建立了联系？法云和尚是否真的做过翁同龢的代笔？等等。余新忠教授综合利用地方志、笔记、诗人文集和日记等资料，清晰勾勒出法云和尚的人生轨迹，原来法云八岁在昌化的石室寺出家后，一路随师傅北上至石室寺北京的下院夕照寺，并在日后成为夕照寺的主持。尽管读书不多，但法云却有着异于常人的书法造诣。在晚清北京上层社会崇尚书法的风气下，法云和尚得到了贺寿慈、翁同龢与袁昶等达官显贵的赏识，并建立了不同程度的交往联系。法云的人生轨迹显示出时代风气对于个人际遇的影响。

讲座最后，余新忠教授总结指出，要把生命放在历史研究的中心地位，通过生命的呈现来更好地展现历史学的价值。关心有血有肉的生命，重点在于关注个人和群体的生命认知体验。近代以来，历史书写的主体由王朝转向国家，历史研究不断探究国家的历史，为国家的强盛和繁荣富强服务。但是我们不应当仅仅满足于这样的历史书写，而应该进一步思考如何更好地关心“人”的历史，更好地促进人类的全面发展，让个人的权利得到更好的保障，最终在个人的权利和国家的发展之间实现良性的互动。历史学应该站在国家、社会和整个人类发展需要的角度来生产知识和创新知识，在这个基础上实现历史学的价值。通过对生命的关注，从历史的维度认识和理解环境、健康和生命，可以更好地彰显历史学的价值。他也向同学们推荐了著名人类学家迪杰·法桑（Didier Fassin）的《生命使用手册》一书。

随后，主持人张笑川教授进行点评。他指出，余新忠教授的讲座有两点重要意义：首先，它很好地展现了医疗社会史研究对于历史学科发展的重要价值，从医疗史研究中总结出来的“生命史学”取向，对于历史学的目标设定和社会功能都提出了新的要求；其次，本次讲座在“怎样获取问题意识”、“怎样追寻生命史”和“怎样解读史料”三个方面进行了很好的现身说法，因此也是一场精彩的史学理论与方法的讲座。

在提问与答疑互动环节，余新忠教授就“如何定义生命史学”、“生命史学应研究哪些人，且如何研究”、“动物史与生命史学的关系”、“‘人’的历史的未来是否是‘超越人类的历史’（more-than-human histories）”、“如何应对信息数字化、碎片化给史料传承带来的挑战”等同学们提出的问题作了解答。他表示学问不需要绝对的定义，其核心是我们要站在人的角度进入到历史情景，去关心人、思考人。历史研究者将研究对象定位在某个社会体系中进行信息解码，从而展现时代特点，而历史研究正是在薪火相传中得以延续。可用生命史学的理念来关照动物史学的研究，但生命史学主要是与有心灵世界与思想价值追求的人有关。“超越人类的历史”强调的是，需克服人类自我中心主义，以敬畏之心对待自然。历史学可以通过多样化的研究和运用数字人文应对信息数字化的挑战。

余新忠教授的回答结束后，同学们纷纷表示获益匪浅，讲座在大家热烈的掌声中结束。最后，到场教师与余新忠教授合影留念。